61.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我现在的心情。有喜悦，喜悦首先是因为这是很高的荣誉，前两任主席是文学里程碑式的人物，第三任就是我，这是非同寻常的位置和荣誉。文学界的同行在这样的前提下，给了我宽厚的认可，我想这是不容易的。但更多的还是一种惶恐，我说我有几个不敢忘记，第一不敢忘记，就是这个位置不是非我莫属，即使不跟大师比，单是同代，都有很多优秀作家可以担当此任。我很荣幸我在这个位置，不忘记这点，我就会知道我是谁。当代女作家 铁凝
62.谁都有两颗心。一颗是严厉督促激励自己之心，另一颗可以说是懒惰之心，宽容之心。“加油呀”和“已经可以了”，这两种心情常常在一个人身上交织在一起。有时，严厉之心得胜了；有时宽容之心，妥协之心占了上风。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何况谁都会知道还是休息舒服。然而，我是按自己的愿望进入棒球世界的。因此，我觉得如果半途而废就不成体统。希望更多地击球。希望击得更好的那种热情，也不允许我休息。想起来，我觉得自己之所以能战斗到现在，只是凭着这股热情。日本棒球选手 王贞治 《世界棒球王的回忆》
63.我国的悲剧不能给人由崇高而引起的激情，相反的，使人心中萦绕着个人灾祸的折磨，心情动荡以至自我蒙蔽，尤在结局时，常常让替代性祸灾使人们软弱，带着内心的苦闷，希冀一些安慰和对善行。正义的勉励，更大大地削弱了悲剧的力量。我国儒家传统思想形成的等级与正统观念，被提倡的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往往要绝对地战胜与此相左的其他观念。我国戏剧家所持的命运概念，实际上只是诗的正义，而不是西方剧作家如莎士比亚悲剧中所变现的悲剧的正义，我国缺乏真正的、作为戏剧最高形式的悲剧。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 钱钟书
64.创作第一个阶段，把坏人当好人写，第二个阶段，把好人当坏人写，这两个可以合并在一起，像我写《丰乳肥臀》，也就是站在人的立场，而不是站在阶级和党派的立场，好人身上也有缺点，也有黑暗面，坏人身上也有善的方面，那么比过去的革命战争文学，起点要高一点。这个阶段过去以后，下面一个阶段，应该是把自己当罪人写，当然并不是说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通篇都是忏悔，把自我当坏人写，就是让小说的主人公，自己有一种自我忏悔、自我反省的意识，这个鲁迅当年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实际上早就说过的，这种伟大的罪人，堂上的拷问者，就是要拷问出罪恶背后的善良，也要拷问出善良背后隐藏的罪恶。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了不起、伟大、经典？他在这一点上甚至超过了托尔斯泰。尽管鲁迅很早就提到这点，但我想我们新时期的文学始终没有往这方面深入，我们都在诉苦，伤痕文学啊，所谓的右派文学啊，都是在诉苦，都是在控诉这个社会，控诉政治、控诉坏人，对自我、对善的压迫，没有从反面来忏悔，善的背后有没有虚伪，被迫害的坏人是不是甘心情愿地做坏人？被迫害的坏人是不是也曾经充当过迫害别人的坏人，是不是本来想迫害别人结果在斗争中失利，被别人迫害了？我觉得右派文学已经相当深刻了，但灵魂拷问依然不够。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莫言
65.这年的冬天，主人受供销社主任庞虎腿上新装义肢的启发，决心要为我制作一个义蹄。凭借着几年前那段友谊，主人和女主人找到庞虎的妻子王乐云，说明了心情，在王乐云的帮助下，主人和女主人把庞虎的义肢里里外外研究个透彻。庞虎的义肢是到上海一家专为革命残疾军人服务的工厂订做的，我一头驴，不可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即使是那家工厂愿意为一头毛驴制作假蹄子，我的主人也承担不了昂贵的造价。于是，主人和女主人决定自己动手为我制作一只假蹄子。他们费了整整三个月工夫，做了毁，毁了再做，最后，做出了一只从外观上足可乱真的假蹄子，绑在了我的断肢上。他们拉着我在院子里走了几圈，感觉比绑一只破皮鞋好很多。我的步伐虽然僵硬，但瘸的程度大大减轻。主人牵着我，走在大街上，昂头挺胸，洋洋得意，仿佛示威。我也尽量地往好里走，努力为我的主人长脸。屯里的孩子跟在我们身后看热闹。我看到了路边那些人的目光，听到了他们的议论。他们对我的主人很是佩服。我们与面黄肌瘦的洪泰岳迎面相逢。洪泰岳冷笑着说： “蓝脸，你这是向人民公社示威吗？” “不敢，”我的主人说，“我跟人民公社是井水不犯河水。” “可你走在人民公社的大街上。”洪泰岳低手指指地，抬手指指天，冷冷地说，“可你还呼吸着人民公社的空气，还照着人民公社的阳光。”“没有人民公社之前，这条大街就有，没有人民公社之前，就有空气和阳光。”我的主人说，“这些，是老天爷送给每个人、每个动物的，你们人民公社无权独占！”我的主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街上跺跺脚，仰脸被太阳晒着，说，“好空气，好阳光，真好！”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老黑，你大口喘气，死劲踏地，让阳光照着。”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莫言 《生死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