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作为一个记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但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在这个职业中，我愿意倾尽所有，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如此不安。《我的不安》

47.所谓的知识分子，开始被体制收编，良心知识分子开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识分子刚在专业化的名目下，成为新的主流，他们不再对政治或社会的任何事物提出不同的愿景，而只会从事各种琐碎小事的思考与钻研…

48.博客属于大家，也包括与我们观点不一致的人，包括漫骂和人身攻击的人，如果这样的评论让你看上去不舒服，那这是我们为了表达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我的底线是不要猥亵。它会贬低人作为人应有的尊严。

49.记者是一个普通的人，人都容易犯错误，能够自知无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思考，同时接受思想市场的检验，才能尽可能地避免错误。所以感谢批评者，哪怕是过激的批评。希望不要因为对我个人的善意，演变成对批评者无底线的攻击。《一点声明》

50.我的惶恐是，如果一个媒体，如果拥有的都是不必寻找就主动提供的线索，不必掘地三尺撬开他嘴巴，而是可以耐心等着你布好光的新闻当事人，有不用费力就可以问到的问题，有不用求证就可以主动提供的数字。那么，也就会有随之而来的，可以策划出来的现实吧。

51.最初我去学习了很多新闻报道的准则，公正、客观和平衡，后来我发现，所有准则的背后都不存在一致性。不用学习技巧，我们要试图去发现技巧背后的价值观，每一种文明，每一种社会形态背后的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爱因斯坦说过：“伦理本身也是可以推论的。”

52.我跟每个普通人一样都有弱点，有冷酷、有自私、有虚荣心，道德只不过让我看清这些弱点，然后去抑制它，或者从身边的人身上学习优点。一个人的思想跟他的职业是不可分割的，不可能我做记者的时候是一个样，现实生活中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53.慈善，当然做比不做好，有做的压力比没有强。但是，只谈扶贫济困，不谈怎么给弱势群体说话的权力，争取权利的权力，监督强者的权力，与强者享受同等机会的权力……就象往一只空杯子里倒水。社会公正是这个杯子的底。——如果这个杯子没有底，要倒多少水进去？《没底的杯子？》

54.一个记者，最怕的事情，是你在工作，卖命地工作，但你是在为你的制片人，奖金，虚荣心，甚至为你的恐惧…而工作。而丢失了最简单的东西。——它比什么都脆弱，也比什么都坚韧。我和我的节目，都走过了十年。陈虻说过“不要因为走的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不要因为走得太远》

55.前两天，看一本书叫《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很有意思是写得很好看的历史书，写的人是一位在银行工作的32岁的年轻人。他说：“中国的历史研究者有很多比西方的研究者更多的目的——意识形态，职称，工资……，但是往往欠缺一项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兴趣。”我希望你所准备的是你自己的欲望。

56.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少和陌生人交谈。但是在这里，只要你有耐心，就会听到，那么多的人：五十多岁身患重病还在耕田养家的农妇，为医疗制度改革写下万言的年青人，领不到工资还是留在孩子身边的教师——他们在这里开口说话，用最简单的方式，用即使在艰辛的遭遇中也从不改变的正直与纯洁。

57.陈氓说：“如果文如其人的话，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呢？”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很多年前，我也想过自己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人，也跟人争辩过说，我只需要做一名称职的记者。但后来发现一名优秀的记者，在面对每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都需要先在自己心里的天平上称一称，然后你的弱点和优点在这个职业里面，什么都掩藏不了了。

58.其实在别人本子上签字，对我来说总有一种隐隐的羞耻感。柴静，这个名字只属于我自己，我从小歪歪斜斜地写在自己作业本上，长大了最多签在要报销的发票背面，但是要把它写在陌生人的书上，或是本子上，留在那儿，在我看来，再荒诞不过。甚至有人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过路费，要我在背面签上这两个字。当然，有更多递本子的人其实根本不认识我。《给我签个名吧》

59.三年前，温家宝总理到中央台座谈，我在座问他的问题就是，一个记者经常会有挫折感，请问您怎么保持你当年的情怀？”他说，他去河北视察，在路边见到一位老农民身边放着一幅棺材，他下车问，农民说“太穷了，只好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掉”他给了农民500块钱，让他回家，他说讲这个故事给你听的用意是，要执著。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

60.以前，做电台的时候，我喜欢说，这是一个像流沙一样的世界。那是非常文艺和情绪的字眼，而2000年接近25岁的时候，我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现在是时候该蹲下来观察地面上的沙粒了，观察它们的湿度、密度、结构、流向和探究为什么这样流向的原因。我庆幸，在迈入成年的门槛时，从自我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开始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关心将自己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