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甲虫做球是它们自己的职业啊！它要继续在地底做球不是很奇怪吗？一个动物生着长而弯的腿，用它把球在地上滚来滚去是很便利的。无论在那里，自然要从事自己所喜欢的职业。自己想干的工作，就一定要干好，只有这样才能在自然界中求生存，才能在大自然中繁衍后代，一代一代地生存下去。法国昆虫学家,动物行为学家,文学家 法布尔 《昆虫记》
107.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西方文化的贡献，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达，这在表面上来看，可以说是幸福；坏，是指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上，是最痛苦的。在这物质文明发达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尖锐对比下，人类正面临著一个新的危机。国学大师,诗人 南怀瑾
108.对于生命应当作这样的譬解；你不是你自己，因为你的生存全赖着泥土中所生的谷粒。你并不快乐，因为你永远追求着你所没有的事物，而遗忘了你所已有的事物。你并不固定，因为你我的容颜像月亮一样随时变化。你即使富有，也和贫穷无异，因为你正像一头不胜重负的驴子，背上驮着金块在旅途上跋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诗人 莎士比亚
109.如果大家都不相信“市场”，那么可以肯定，“市场”是没有机会在这个社会里生存的。这也是一种“路径依赖”；你越不相信“市场”，碰到问题就越会使用其它手段，例如“政府”。于是，你在“依赖政府”方面的经验就积累得越丰富，而这又反过来诱使你更加不相信“市场”。这是一个“观念”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 汪丁丁
110.仇恨，始终类似于某些中药的东西，性寒、微苦，沉淀在人体中，散发着植物的清香。可是天长日久，却总能催生一场又一场的爆炸，核武器手榴弹炸药包，当然还有被用作武器的暖水瓶……都是由仇恨赠送的礼品盒。打开他们，轰隆一声，火花四溅，浓烟滚滚，生命以一种迅捷的方式分崩离析。别忘了，那是个仪式，仇恨祝愿你们每个带着恨意生存的人，快乐。原名李笛安,中国青春文学女作家 笛安 《西决》
111.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全部的幸福，然而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活着的和死去的）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美籍德国犹太裔，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
112.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指责甚至说我“生存力太强”，我看不懂，蛮委屈的。我如果只是想赚钱的话很容易，内地经常有制作公司跟我拍胸脯，说“只要你来拍戏，想要多少钱我们出多少”，但我还是坚持拍那些能打动我自己的东西，不会滥竽充数。但是，我并不认为说琼瑶剧是商品是对我的侮辱，我当然不喜欢赔本，也希望每部剧都能让大家赚钱，这跟写书一样，但我希望我卖的是一个精品、艺术品，这跟我自己的坚持有关，而与商业无关。原名陈喆,台湾女作家 琼瑶
113.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莫言 《红高粱家族·红高粱》
114.就像每一种其他动物那样，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到这样高的地步，无疑是通过迅速增殖所引起的生存斗争而完成的；如果人类要向更高处进步，恐怕一定还要继续进行剧烈的斗争。否则人类就要堕入懒惰之中，天赋较高的人在生活斗争中将不会比天赋较低的人获得更大的成功。因此，人类的自然增加率虽可导致许多明显的弊害，但也不会有任何方法把它大大降低。所有的人均应参加公开竞争；不应以法律或习惯来阻止最有才能的获得最大的成功并养育最大数量的后代。英国生物学家 达尔文 《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115.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大大加强了生存竞争，严重地损害了个人的自由发展。但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个人为满足社会需要所必须进行的劳动愈来愈少，有计划的分工愈来愈成为迫切的需要，而这种分工会使个人的物质生活有保障。这种保障加上可供个人自由支配的空闲时间和精力，就能用来发展他的个性。这样，社会就可以恢复和健康，而且我们可以希望，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目前社会不健康的症状，解释为有雄心壮志的人类的幼稚病，它完全是由于文明进步得太快所造成的。美籍德国犹太裔，物理学家 爱因斯坦 《我的世界观》
116.我想到以前我的一个语文老师——是女的——她刚从师大毕业，是我们学校最年轻的一个老师，她给我的印象很深，记得上第一节课时她说不鼓励我们看语文书，然后给我们讲高晓松——那个制作校园歌曲的。她第一节课给我们唱了《青春无悔》，说我们不要满足于考试之内的死的没用的东西、要在考试外充实自己，这样才能青春无悔。然后她推荐给我们惠特曼的书，小林多喜二的书，还有一本讲知识经济的，还有《数字化生存》，嗯——很多书，还带我们去图书馆。不过后来她调走了，因为我们班的语文在全年级里是最后一名，能力很高，成绩很差。后来校长说她不适宜于教师工作，教育手段与现在的素质教育不符，放纵学生不吃透课本，体会什么段意中心。后来她走的时候都委屈得哭了，说教育真的不行了，然后再给我们唱《青春无悔》。其实现在中国教育不好完全不是老师和学校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到现在我一听到《青春无悔》就会想起那位老师，真的。赛车手、作家、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 韩寒 《三重门》
117.我也不知道我会写到什么时候。说不定有一天我写到一半的时候倒下去就死掉了。人们都怕谈死亡，这对我来讲是一点都不怕的。它是一条必然的路，当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注定了。我自己经历过太多次生死，耳闻的、目睹的，我自己也曾经走近过死亡，太多了，所以我把这些看得很淡。我觉得人最可怕的不是死亡，最可怕的事情是“老”、“病”，你很老了如果还不断地生病，这样会拖累你的儿女。看到那些老年人已经很衰弱了，神志不清了，还苟延残喘，在病床上缠绵很久，我就会思考，我觉得安乐死是应该成立的，因为你已经没有生存的价值了，成了植物人。我现在也老了，常常听到一些老朋友过去了，我每次问的第一句话都是怎么过去的。我有一个朋友叫白景瑞，是一个导演，他去的时候是在出租车上，前几分钟他还在吃火锅，上了出租车和人家谈判谈了一半就走了，我就觉得他很幸福。我觉得死亡不是悲哀，而是死亡之前你有没有经历痛苦，如果没有经历痛苦，那就是一种幸福。原名陈喆,台湾女作家 琼瑶
118.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 《幸福在哪里》
119.那些末日已经临近的，很容易地就能从它们的外表的病态上分辨出来。在它们的背上，是有尘土沾附着的。在它们尚健壮，还年青的时候，它们一旦发现有尘土附着在身上，就会不停地拂拭，把它们黑色、黄色的外衣清洁得十分光亮。然而，当它们有病时，也就无心注意卫生清洁了。因为已经无暇顾及了。它们或是停留在阳光底下，一动也不动，或者很迟缓地踱来踱去。它们已经不再拂拭它们的衣裳了，因为这已不再重要了，也没有任何意义了。这种对装束的不在意，就是一种不祥的征兆。过了两三天以后，这个身上带有尘土的动物，便最后一次离开它自己的巢穴。它跑出来，主要是打算再最后享受一点日光的温暖。忽然，它跌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再也不能够重新爬起来了。它尽量避免自己死在它所热爱和生存的巢里。这是因为，在黄蜂中，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规定，那就是巢里是要绝对保持干净整洁的。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黄蜂，要自行解决它自己的葬礼。它把自已跌落在土穴下面的坑里。由于要保持清洁卫生，这些苦行主义者，不愿意自己死在蜂房里。至于那些剩余下来的，还没有死去的黄蜂，它们仍然要保留这种习惯，直到它们最终的结局为止。这形成了一种不曾被摒弃的法律条文。无论黄蜂世界中的人口如何增加，或是减少，这一传统总是要保持遵守的。法国昆虫学家,动物行为学家,文学家 法布尔 《昆虫记》
120.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挑战？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标很物化，小康、温饱、翻两番，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个个体，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来身上。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但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伴随着物质如约而来，整个人群中，充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富的也抱怨，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不顾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财富有一天就不算数了；穷人也不安，自己与孩子的境遇会改变吗？就在这抱怨、焦虑和不安之中，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个时候，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其实，这是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力图让人们更靠近幸福的举动。不过，就在为此而努力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都信人民币吗？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像与功利，是不是都与此有关？而我们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与此有关？幸福，成了眼下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可是，幸福在哪里？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 《幸福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