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在北方，大部分人还保持着看春节联欢的恶习，越往南边去看的人越少，尤其到了广东。我在广东新东方带过客。广东人过春节习惯比较好，大年三十出去逛花市，我回来傻了吧唧跟东北老家的人说：“咱们过年怎么习惯那么不好呢，整天躲在屋里打麻将，也不说出去逛逛。”他们说你是不是脑子不好，广州什么温度，我们这什么温度？咱们老家这里大年三十零下二三十度，出去逛花市-_-!!! 当然我也有糊涂的时候。牛博网创始人 罗永浩
17.我家离新东方远，每天在家门口打车。家太偏僻了，到处是比夏利还破的车。根本不愿意坐。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黑色桑塔那——在我们那算是高档车拉。可我一看那司机就不想坐了。他又黑又瘦，干瘪小个，一副欠扁的窝囊相。不得以为了车还是坐上去了。坐上去后才发现这司机不一般啊。上了车他立即象个男子汉了—— ——一个劲踩油门，只分轻踩和重踩，根本不见踩刹车。我惊喜地发现“北京不堵车拉！”不论红灯绿灯一路过，别的车都让路。充满了罪恶的快感。太爽拉。那干瘪身形高大起来…但是一下车，他的眼神又变的窝囊起来了。牛博网创始人 罗永浩
18.颜渊问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夫子曰：“回，何谓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趋，亦趋也；夫子辩，亦辩也；夫子驰，亦驰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无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恶，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后成功，是出则存，是入则亡。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尽，郊物而动，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终，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规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与！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为有，是求马于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虽然，女奚患焉！虽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颜渊向孔子问道：“先生行走我也行走，先生快步我也快步，先生奔跑我也奔跑，先生脚不沾地迅疾飞奔，学生只能干瞪着眼落在后面了！”孔子说：“颜回，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颜回说：“先生行走，我也跟着行走；先生说话，我也跟着说话；先生快步，我也跟着快步；先生辩论，我也跟着辩论；先生奔跑，我也跟着奔跑；先生谈论大道，我也跟着谈论大道；等到先生快步如飞、脚不沾地迅速奔跑而学生干瞪着眼落在后面，是说先生不说什么却能够取信于大家，不表示亲近却能使情意传遍周围所有的人，不居高位、不获权势却能让人民像滔滔流水那样涌聚于身前，而我却不懂得先生为什么能够这样。”孔子说：“唉，这怎么能够不加审察呢！悲哀没有比心灵的僵死更大，而人的躯体死亡还是次一等的。太阳从东方升起而隐没于最西端，万物没有什么不遵循这一方向，有眼有脚的人，期待着太阳的运行而获取成功，太阳升起便获得生存，太阳隐没便走向死亡。万物全都是这样，等候太阳的隐没而逐步消亡，仰赖太阳的升起而逐步生长。我一旦禀受大自然赋予我的形体，就不会变化成其他形体而等待最终的衰亡，随应外物的变化而相应有所行动，日夜不停从不会有过间歇，而且竟不知道变化发展的终结所在，是那么温和而又自然地铸就了现在的形体。我知道命运的安排不可能预先窥测，所以我只是每天随着变化而推移。我终身跟你相交亲密无间而你却不能真正了解我，能不悲哀吗？你大概只是明显地看到了我那些显著的方面，它们全都已经逝去，可是你还在寻求它们而肯定它们的存在，这就像是在空市上寻求马匹一样。我对你形象的思存很快就会遗忘，你对我的形象的思存也会很快成为过去。虽然如此，你还忧患什么呢！即使忘掉了旧有的我，而我仍会有不被遗忘的东西存在”。
庄周,战国哲学家 庄子 《庄子·田子方》19.不仅是我，所有搞文学的人对《金瓶梅》的评价都很高，它是真的一部市井小说。《金瓶梅》中口语俚语的运用，对人物的塑造，非常成功。这里面的人物，潘金莲、西门庆，市井之间人们的喜恶、斗争……没有《金瓶梅》何来《红楼梦》？也有说《金瓶梅》的作者是诸城人，用山东南部的方言，《红楼梦》里的方言可能也是山东方言，“才刚”就是刚才。《红楼梦》的方言处理很文学化，《金瓶梅》的方言很土，原生态，骂人的话太好玩了。山东的文学传统有两个极端，一是《红楼梦》、《金瓶梅》这种特别土、特别乡俚的语言，另一种是蒲松龄这种很典雅的文言，也是一个难以超越的境界。这两种语言我都非常喜欢，我自己追求蒲松龄这种典雅的文言。我没有认真地学过文言文，上学上到五年级，通过阅读获得了一种理解的能力。你让我考试分析句子成分，我肯定不行。你让我考试把文言虚词的用法准确的含义写出来，我肯定不行。但是我读、理解是没有问题的。
人物周刊：我看到您对《金瓶梅》的评价很高。
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莫言20.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告诉我：“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我们是做新闻的，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生活不需要修饰，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新闻都该客观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电视不是让观众来听课，我们与观众，我们与被采访者，观众与被采访者，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于是，我记住了，一记就是十几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码时常反省。时间长了，又有所悟，感觉这两个要求不仅是在说如何做电视做新闻，或许对社会也有用，当然，也与做人有关。然而，时常让人疑惑的是，这两个提醒，对于今天很多年轻的同行来说，依然新鲜，显然，它在当下还有价值。没办法，形容词在新闻里总是随处可见，“老师”的称谓被进一步泛滥着，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并修正的人却少了。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是大家都更实际或更麻木，于是，时代经常被热烈地赞美并形容着。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强与自信。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看样，十几年过去，依然有必要旧话重提。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