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历史是以往的新闻。新闻是现今的历史，不过，历史与新闻，全是因坏人而起的，世上若全是好人，也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新闻。纵有历史，纵有新闻，也必如同忠臣孝子烈女节妇的传记，枯燥无味。人读一二句，就要睡着了。因为，有奸盗淫，才能使读者发生兴趣。 老宣
17.这些都是一个自称是娱乐策划人的杜撰，这世界上总有一些根本不认识我的人假装比我家洗手间的抽水马桶更了解我。只要一个人没底线，就可以随意编新闻，发通告。如何辨别真假新闻只有一个秘诀，这些杜撰者除了害人以为，还必须要利己，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安放在这些自己编造的新闻里，顺便可以博些眼球。
南都娱乐周刊：那你怎么看网上传你俩离婚、又怀孕、争家产的传闻？
赛车手、作家、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 韩寒18.陈氓说：“如果文如其人的话，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呢？”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很多年前，我也想过自己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人，也跟人争辩过说，我只需要做一名称职的记者。但后来发现一名优秀的记者，在面对每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都需要先在自己心里的天平上称一称，然后你的弱点和优点在这个职业里面，什么都掩藏不了了。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 柴静
19.直播，始终是一个记者的狂欢。谁都喜欢那一瞬间，肾上腺素急速分泌的感觉。忘掉一切世事。但前提是，看的，问的，是人想知而未知的。还有，懂得在何时沉默，因为事件的自然声有时胜过人的千言万语。昨天三联记者为调查十周年采访，问我从调查中学习到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说，是我始终对新闻的现场有一种敬畏之心。因为我自知无知----这是我所有观察和思考的起点。现场，并不代表真实。我们所能探寻到的真相，取决于我们对人和世界的认识。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 柴静 《直播！直播！》
20.改革三十余年，我们进步了太多，这一切，都有数据可以证明。而新闻进步了多少？又用怎样的数据证明着？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数据证明的东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标准，比如，是否有真正优秀的人才还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安放；再比如，不管经历日复一日怎样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的进步中，感受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假如并非如此呢？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领导的眼里，反而是麻烦的制造者，并且这样的人，时常因理想和责任而招致自己与别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与责任可以坚持多久呢？而如果理想主义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之下，变成现实主义者；如果现实主义者都变成功利主义者，而功利主义者又变成投机分子……希望会否变成绝望？理想是否成为空想？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然而，它依然如同噩梦一样，虽然虚构，却会让醒着的人们，惊魂未定。新闻事业的前行，同样需要信仰。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 《幸福在哪里》
21.最近一段时间，媒体、专家、民众都在呼吁讲真话，并坦承讲真话的不易，这就很耐人寻味。真话的反面，不仅有假话，还有大量的空话、套话与为自己利益脱口而出的奉承话。大家之所以不说真话，是怕有人不爱听，对自己不利，归根结底，是“利”字在作怪。曾经以为，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会改变一切，可突然发现，在现实的压力下，现在的弟弟妹妹也能很自然地使用这套话语。一想也没办法，爷爷爸爸都这样，你能指望孩子们脱胎换骨吗？毕竟还要相信遗传。而实际上，并不是大家不知道真话是什么，可长此以往，常识也就在人群中退避三舍了。记得到《新闻1＋1》之后，有人采访我：“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不是要特有思想？”我乐了，“思想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就像真理一样简单，并没有多到满地都是的地步，好的思想也如此，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敏锐、勇气和方向感。缺了这三样，你毫无价值；而这三样，我想都与常识有关。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努力地去发明常识，而是捍卫常识。”1＋1=2，这多简单。没压力的情况下，谁都知道，但环境稍有改变，1＋1=3会得到好处，都不要说坚持1＋1=2者会受惩罚，仅仅是有利可图，就会在一瞬间，让相当多的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脱口而出“1＋1=3”。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
22.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告诉我：“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我们是做新闻的，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生活不需要修饰，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新闻都该客观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电视不是让观众来听课，我们与观众，我们与被采访者，观众与被采访者，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于是，我记住了，一记就是十几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码时常反省。时间长了，又有所悟，感觉这两个要求不仅是在说如何做电视做新闻，或许对社会也有用，当然，也与做人有关。然而，时常让人疑惑的是，这两个提醒，对于今天很多年轻的同行来说，依然新鲜，显然，它在当下还有价值。没办法，形容词在新闻里总是随处可见，“老师”的称谓被进一步泛滥着，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并修正的人却少了。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是大家都更实际或更麻木，于是，时代经常被热烈地赞美并形容着。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强与自信。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看样，十几年过去，依然有必要旧话重提。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
23.十几年前，刚做电视，给自己写了九个字，没用纸和笔，而是用心，这九个字是：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这九个字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想改变的雄心，当然，也来自对当时媒体话语状况的不满。在各种媒体之中，空话、套话满天飞，动则祖国、人民、世界、梦想，宏大得无边无际，也就难以走近人心；而在新闻中，只有事件，只有对与错、黑与白、好与坏，却没有复杂的中间地带尤其是没有“人”，新闻成了难以触摸的展品，而传媒人，则时常如墙头草顺风倒，或仰视或俯视，很难独自站立独立思考；正是当时大量存在的这种现状，让自己与同仁，拿出“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这九个字提醒自己。十几年过去，在进步，也在退步；有人在坚持，周遭也在变化，相当多的传媒与传媒人，成为这九个字的同行者。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空洞的套话依然存在，但你必须相信，改变是艰难和缓慢的，然而毕竟在变。2008年，我四十岁，这是一个奇怪的年龄。向过去看看，抓得住青春的尾巴；向前看，终点依稀可见。而对于人生来说，再鼓起勇气，还有新的高度可迈进，想放弃，也就麻木中顺坡而下。人到中年，总该重新打量一下，是就这样了吧，还是要再出发一次？于是，那一年，我送给了自己十二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我当然知道，这十二个字不只属于自己，实现起来，可比十几年前的九个字难多了，但值得用自己的下半辈子去为此努力。当然，对于中国来说，这时间可能更长。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