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在一个大厅里为“四郎探母”流泪的人群，在一个广场上为泰雅族长老的古曲顶着大雨不去的人群，在一个公园里听乐团演奏悲怆“江河水”纪念死难同胞的人群，或者是，在一个图书馆里聆听一场诗歌朗诵的人群，在政府大楼前面用行动剧来抗议示威的人群，在校园里为一个热门乐团尖叫晕眩的人群，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仪式：他们正在一个“社会共识体验营”里认识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价值观。表面上是音乐的流动、影像的演出，语言的传递，更深层的，其实是“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公民社会的塑造。台湾女作家 龙应台
107.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规模的、快速的城镇化，农村的宅基地被开发，很多古村落在这一过程中直接遭到损毁。古村落保护要成为城镇化的一部分，不能成为城镇化的对立面，把古村落保护看成是城镇化对立面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表现。古村落的保护与城镇化应该成为一体，这才是一个文化大国的科学发展观。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正处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很多的农村生活解体了，大量农村人到城里务工，形成“空巢”现象，很多房子因为年久失修垮塌了，而很多在城市长久生活的人们已经不愿意回到农村了，故土的概念已经淡薄得多了。
羊城晚报：古村落消失的原因何在？
作家,画家 冯骥才108.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品位教养。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手所触摸、心所思虑的整体环境的美丑。文化是经济，它的产业所值──媒体、设计、建筑、音乐、电影、电子、广告、文学、体育、观光旅游……早就是先进国家的经济项目大宗。文化是外交、当政治协商触礁、军事行动不可的时候，文化是消弭敌意惟一的方法。尤其对于弱势国家，文化可以是以柔克刚的军队、温柔渗透的武器。文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厚、它的想像力有多么活泼、创意有多么灿烂奔放、它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么旺盛，彻底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的未来。台湾女作家 龙应台
109.第一，我们是从农耕文明来的，中华民族最深的根实际上是在村落里，而不是在城市中；第二，我们的村落不只是数量多，还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板块，每个村落都有它独特的风土民情，有一种说法，叫做“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村落里面；第三，村落里面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民间的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民间文学、手艺，等等。就拿民间文学来说，我们中国民间文学家协会最近十年整理的民间文学，光整理好的就有九万字。我觉得我们村落的文化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深不见底，浩无际涯。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是长城，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就是村落。
羊城晚报：您说过“古村落的价值不比万里长城低”，古村落为什么这么重要？
作家,画家 冯骥才110.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叫做“猫头鹰报喜——坏了名头”，意思是说，即便猫头鹰报告的是喜事，人们还是不喜欢它。也有人说，“一次为盗，终身是贼。”我写了几个残酷情节，就成了残酷作家，你没看到我小说中那些温柔得要死的情节吗？从人性的角度讲，每个人，其实都是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三位一体。我相信当年在菜市口处决戊戌六君子时，那观刑的人山人海中，大多是可以用善良来定义的百姓。但那些刽子手，之所以要那样夸张地表演，就是为了满足这些善良的看客的需要。而那些受刑人，之所以能够那样慷慨悲歌，视死如归，其中也有为了看客而表演的成分。这样，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就是一种合谋的关系。我这样写，是希望人能认识自己。文化大革命时，有多少善良的百姓，变成了残酷的帮凶。当然，在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背后，还站着一个集团，这些人，是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共同的主人。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莫言
111.一个作家，不可能没有思想。连智力障碍者也有自己的思想，连大猩猩都有自己的思想。我怕谈思想，一是怕那种向组织汇报的所谓“思想”，二是怕在小说中说教，或者在文章中冒充思想者把许多简单问题复杂化。真正的有用的思想其实都是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大实话。孔夫子算不算有思想的？但一部《论语》，里边全是大实话，根本没有故弄玄虚。我看了某些所谓的“思想者”的文章，感到他们实在是欺负读者，他们不喜欢说通俗的话，他们从来不把狗屎说成是狗屎，非要说成是“狗，也就是DOG的排泄物”，这很优雅，但多么麻烦。另外，我不喜欢看那些摆出一副“思想者”姿态的人，一摆姿态，立刻露馅。“思想者”是罗丹的著名雕塑，安放在一个露天的公园里，背对着马路。从前面看这副雕塑，那是“思想”的姿态，但从后边看，那就是一副“刚刚完成了一个排泄的过程而寻找揩拭物”的姿态。——这是一个在法国开旅游公司的中国小导游说的，尽管我们给予了他很猛烈的文化抵抗，但回头一看，也只好无奈地承认，那姿态也真是挺像。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莫言
112.我这个撤退实际上也是一种作家的用语，实际是向民间文化里面搜取创作资源，从个人经验里面寻找创作灵感，这是我从1987年开始就非常明确的一个追求，到了《檀香刑》，所谓的“大踏步”，直接汲取民间的这种通俗戏曲的样式放入小说中。《檀香刑》是一个典型的把小说和戏剧嫁接的文本，里头有很多寓意和民间戏曲，例如传统的“茂腔”，我如果直接这样称呼会影响了我的构思，为了避嫌，改成“猫腔”的话我就可以随意写了。“撤退”是军事术语，文学创作上用它来描述其实很不准确，就像时尚一样，什么叫时尚？什么叫前卫？什么叫后卫？50年前的服装，中山服，现在我们穿了，也很先锋，如果我们现在有人穿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装、长袍，又变得很前卫很后现代了，文学创作也是这样，无所谓古和洋，无所谓先锋和后卫。现实主义的写法，前面的高山已经不可逾越了，对我们来讲，在小说的形式上追求点新意。《生死疲劳》形式上有一点章回体，写作时会很方便，这一章要写什么，读者阅读也很方便。我看到批评家讽刺我，雕虫小技。
人物周刊：您说，《檀香刑》是一次“大踏步的撤退”，《生死疲劳》也是某种撤退，这种“撤退”与“回归”会一直进行下去吗？您心中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
201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 莫言113.有人说，十三亿中国人当中，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选择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还有一亿多人，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再然后，就没了。也就是说，近十一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这需要我们担心吗？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有求时，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成了，去还愿，仅此而已。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于是，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所以，在中国，谈到信仰，与宗教有关，更与宗教无关。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但可能，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没有信仰的孩子。这个时候，改革拉开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腾。于是，那些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各种怪异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我们每一个人，是制造者，却也同时，是这种痛苦的承受者。幸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呢？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 《幸福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