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在墨西哥，有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寓言。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然而，谁又打算停下来等一等呢？《幸福在哪里》
17.常识，从不复杂，因为它是常识。然而回望历史，捍卫常识可真不易，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丢掉生命。比如“文革”中的很多英雄，不过是说出了常识，却在颠覆真理的时代大逆不道，被迫成了英雄。很幸运，那个时代过去了，可不意味着常识被轻松地捍卫。
18.房价不断上涨，甚至让人产生错觉：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总理急了，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然而往前看，你会对房价真正下跌抱乐观态度吗？更何况房价动不动就三万四万一平米，它降不降还跟普通人有关系吗？
19.“汉奸”这个词满天飞，似乎成了想要拿出来攻击别人最有力的武器，其实这也是一种语言上的暴力。谁是汉奸呢？当你作为一个大学的教授去打80多岁老人两记耳光的时候，其实是另外的一种汉奸，你让所有的人感到蒙羞，你也让很多的中国教授会感到蒙羞。
20.十年前希望今天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我必须承认，与十年前相比，实现了一些，不仅仅是环境的变化，还在于内心勇气的增长，但依然可以把这个目标放到对下一个十年的期盼中。犀利，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可后面还有一个“哥”，不过，哥，只是一个传说。
21.拿在您手中的这本书，名字中，已没有痛或快乐，而是“幸福”这个字眼。提出它，是个进步；但实现它，太难。不像快乐或痛苦，都那么直接。痛苦与快乐都还没有过去，而幸福，却还真的很远。更何况，在写出来的“幸福”二字背后，还有没有写出的另外两个字“信仰”，不是不能写，而是同样很远。
22.十年前，我希望自己人过四十后能够不惑，但是，我对自己抱歉，我做不到。既做不到不劳而获，更做不到对许多事情不惑，甚至不得不承认，可能比十年前，有些事情还更不明白。比如十年前，在文字中，看得到自己的乐观，而今天，我不能判断，是否乐观的程度跟以前一样或者已经明显减退？十年前，我是那样地相信未来；而今天，我站在当初的未来，却不知是否应当用蘸着疑惑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23.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决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干事！”其实，说到我们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谁，不在挣扎？对，错，如何评价？好，坏，怎样评估？岸，在哪里？《幸福在哪里》
24.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一种怎样的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手串有助于平静吗？我们的内心，与这看似仅仅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群中，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谈论过它？沉默之中，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困惑？这是一个传统的复归，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因祈福而产生的下意识行为？还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25.一转眼，二字头的新千年匆匆过去十年。有人走了，有人来，更多的人依然在路上；有人盼来了期待中的成长，有人年华老去。十年，可以改变很多。我翻开2000年1月份出版的《痛并快乐着》，在后记中，藏着这样一段文字，与当时还属于未来的十年有关：“按常规，在十年之后，我应当再写一本这样的书，名字也许叫《在痛并快乐中继续》，那一本书，我相信，一定会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当然，快乐也许会比痛苦更多一些。我真盼望十年后，在我人过四十之后，有很多问题，已经真的不惑了。但我知道，岁月是不会按常理出牌的，今日去想十年后的事情，多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这是十年前当我刚刚迈进二字头千年时，写给今天的文字，我该怎样去面对它？
26.改革三十余年，我们进步了太多，这一切，都有数据可以证明。而新闻进步了多少？又用怎样的数据证明着？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数据证明的东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标准，比如，是否有真正优秀的人才还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安放；再比如，不管经历日复一日怎样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的进步中，感受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假如并非如此呢？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领导的眼里，反而是麻烦的制造者，并且这样的人，时常因理想和责任而招致自己与别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与责任可以坚持多久呢？而如果理想主义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之下，变成现实主义者；如果现实主义者都变成功利主义者，而功利主义者又变成投机分子……希望会否变成绝望？理想是否成为空想？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然而，它依然如同噩梦一样，虽然虚构，却会让醒着的人们，惊魂未定。新闻事业的前行，同样需要信仰。《幸福在哪里》
27.钱和权，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说白了，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联。曾经有一位评委，看着台上选手用力地表演时，发出了一声感慨：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真诚和纯真，而只是宝马和别墅？其实，这不是哪一个选手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人群中，有多少个眼神不是如此，夜深人静时，我们还敢不敢在镜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权力，依然是一个问题。个人崇拜减少了，可对权力的崇拜，却似乎变本加厉。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上下级之间充满了太多要运用智慧和心智的相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导面前，下属变得唯唯诺诺，绝对没有主见？一把手的权力变得更大，顺应领导的话语也变得更多，为了正确的事情可以和领导拍桌子的场景却越来越少。其实，是下属们真的敬畏权力吗？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可能并非如此。或许是下属们早已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如果这样的顺从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为何不这样做？但问题是，谁给了下属这样的暗示？《幸福在哪里》
28.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让我心动。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是啊，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没有学历、知识、工作、钱、房子、车这些物的东西，怎敢三十而立呢？而之后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友为人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又怎能不认真并辛苦地面对？但是随着人生脚步的前行，走着走着，便依稀看见生命终点的那一条线，什么都可以改变，生命是条单行道的局面无法改变。于是，不安、焦虑、怀疑、悲观……接踵而来，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是那一个老问题——我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去？去哪儿呢？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迫。我们都需要答案。《幸福在哪里》
29.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幸福在哪里》
30.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讲》。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话题也就从这儿开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并持续到整个聊天的结束。“您信佛吗？”我问。“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当然，“早一天”的说法也很留余地。和季老相对而谈的这一天，离一年的结束，没几个小时了，冬日的阳光照在季老的脸上，也温暖着屋内的其他人。那一天，季老快乐而平静。我与周围的人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