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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的名言

16.在墨西哥,有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寓言。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然而,谁又打算停下来等一等呢?《幸福在哪里》
17.常识,从不复杂,因为它是常识。然而回望历史,捍卫常识可真不易,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丢掉生命。比如“文革”中的很多英雄,不过是说出了常识,却在颠覆真理的时代大逆不道,被迫成了英雄。很幸运,那个时代过去了,可不意味着常识被轻松地捍卫。
18.房价不断上涨,甚至让人产生错觉: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总理急了,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然而往前看,你会对房价真正下跌抱乐观态度吗?更何况房价动不动就三万四万一平米,它降不降还跟普通人有关系吗?
19.“汉奸”这个词满天飞,似乎成了想要拿出来攻击别人最有力的武器,其实这也是一种语言上的暴力。谁是汉奸呢?当你作为一个大学的教授去打80多岁老人两记耳光的时候,其实是另外的一种汉奸,你让所有的人感到蒙羞,你也让很多的中国教授会感到蒙羞。
20.十年前希望今天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我必须承认,与十年前相比,实现了一些,不仅仅是环境的变化,还在于内心勇气的增长,但依然可以把这个目标放到对下一个十年的期盼中。犀利,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可后面还有一个“哥”,不过,哥,只是一个传说。
21.拿在您手中的这本书,名字中,已没有痛或快乐,而是“幸福”这个字眼。提出它,是个进步;但实现它,太难。不像快乐或痛苦,都那么直接。痛苦与快乐都还没有过去,而幸福,却还真的很远。更何况,在写出来的“幸福”二字背后,还有没有写出的另外两个字“信仰”,不是不能写,而是同样很远。
22.十年前,我希望自己人过四十后能够不惑,但是,我对自己抱歉,我做不到。既做不到不劳而获,更做不到对许多事情不惑,甚至不得不承认,可能比十年前,有些事情还更不明白。比如十年前,在文字中,看得到自己的乐观,而今天,我不能判断,是否乐观的程度跟以前一样或者已经明显减退?十年前,我是那样地相信未来;而今天,我站在当初的未来,却不知是否应当用蘸着疑惑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23.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决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干事!”其实,说到我们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谁,不在挣扎?对,错,如何评价?好,坏,怎样评估?岸,在哪里?《幸福在哪里》
24.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一种怎样的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手串有助于平静吗?我们的内心,与这看似仅仅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群中,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谈论过它?沉默之中,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困惑?这是一个传统的复归,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因祈福而产生的下意识行为?还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25.一转眼,二字头的新千年匆匆过去十年。有人走了,有人来,更多的人依然在路上;有人盼来了期待中的成长,有人年华老去。十年,可以改变很多。我翻开2000年1月份出版的《痛并快乐着》,在后记中,藏着这样一段文字,与当时还属于未来的十年有关:“按常规,在十年之后,我应当再写一本这样的书,名字也许叫《在痛并快乐中继续》,那一本书,我相信,一定会更犀利,更言无禁忌,更能在行笔中自由地呼吸,当然,快乐也许会比痛苦更多一些。我真盼望十年后,在我人过四十之后,有很多问题,已经真的不惑了。但我知道,岁月是不会按常理出牌的,今日去想十年后的事情,多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这是十年前当我刚刚迈进二字头千年时,写给今天的文字,我该怎样去面对它?
26.改革三十余年,我们进步了太多,这一切,都有数据可以证明。而新闻进步了多少?又用怎样的数据证明着?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数据证明的东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标准,比如,是否有真正优秀的人才还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安放;再比如,不管经历日复一日怎样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的进步中,感受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假如并非如此呢?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领导的眼里,反而是麻烦的制造者,并且这样的人,时常因理想和责任而招致自己与别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与责任可以坚持多久呢?而如果理想主义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之下,变成现实主义者;如果现实主义者都变成功利主义者,而功利主义者又变成投机分子……希望会否变成绝望?理想是否成为空想?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然而,它依然如同噩梦一样,虽然虚构,却会让醒着的人们,惊魂未定。新闻事业的前行,同样需要信仰。《幸福在哪里》
27.钱和权,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说白了,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联。曾经有一位评委,看着台上选手用力地表演时,发出了一声感慨: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真诚和纯真,而只是宝马和别墅?其实,这不是哪一个选手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人群中,有多少个眼神不是如此,夜深人静时,我们还敢不敢在镜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权力,依然是一个问题。个人崇拜减少了,可对权力的崇拜,却似乎变本加厉。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上下级之间充满了太多要运用智慧和心智的相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导面前,下属变得唯唯诺诺,绝对没有主见?一把手的权力变得更大,顺应领导的话语也变得更多,为了正确的事情可以和领导拍桌子的场景却越来越少。其实,是下属们真的敬畏权力吗?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可能并非如此。或许是下属们早已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如果这样的顺从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为何不这样做?但问题是,谁给了下属这样的暗示?《幸福在哪里》
28.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让我心动。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是啊,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没有学历、知识、工作、钱、房子、车这些物的东西,怎敢三十而立呢?而之后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友为人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又怎能不认真并辛苦地面对?但是随着人生脚步的前行,走着走着,便依稀看见生命终点的那一条线,什么都可以改变,生命是条单行道的局面无法改变。于是,不安、焦虑、怀疑、悲观……接踵而来,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是那一个老问题——我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去?去哪儿呢?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迫。我们都需要答案。《幸福在哪里》
29.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幸福在哪里》
30.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讲》。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话题也就从这儿开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并持续到整个聊天的结束。“您信佛吗?”我问。“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当然,“早一天”的说法也很留余地。和季老相对而谈的这一天,离一年的结束,没几个小时了,冬日的阳光照在季老的脸上,也温暖着屋内的其他人。那一天,季老快乐而平静。我与周围的人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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